(11-19-2011一心)
高英茂說：一個國家沒有核心價值，就像一個人沒有靈魂。
是的，如果一個國家沒有靈魂，那麼，討論國家安全、公民社會、永續經濟…等等的「戰略」或「戰術」，不但沒有意義，更容易失去方向感，因為，根本不知「為何而戰」。
但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從何而來？什麼又是台灣的靈魂？
今天，台灣社會要面臨的問題是，這個受歷史因素而被動形成的政治、經濟上的命運共同體，能否透過主體性自覺的文化志向、心靈品質、普世價值的推動，形成一個自由共同體？
並且去問，當這樣一個自由共同體形成之時，建立一個真正的、名叫「台灣」的國家，制定一部為台灣這塊土地與住民「量身訂做」的憲法，會不會是歷史的必然？
發現自己的心底有這樣迫切的渴望。環顧生活週遭，這個「國民心靈」的建造工程，有待更多人腳踏實地、點滴匯聚的參與。可喜的是，民主運動在今日的台灣，多年累積的動能，已經重新釋放能量，形式上也更為多元而活潑，少了激情、憤怒、指責，多了理性、尊重、對話。
身為民主社會的一員，我不一定得透過嚴肅的辯論，來呼喚彼此對普世價值的嚮往，我可以帶家人，走進電影院，觀賞台灣民主運動前輩田朝明醫師與田孟淑田媽媽的紀錄片＜牽阮的手＞，透過情感的觸動與分享，來探討這些看似抽象的理念。
很多人從未意識到，台灣過去數十年來，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所發展出的民主社會，其實是許多民主前輩，以身家性命、小我幸福換來的。這段血淚交織的台灣民主化經驗，不但可以是華人社會、更足以成為全球社會的典範。Freedom at Issue的研究部副主任Arch Puddington，在反駁Kane近日提出之棄台論時，首先就提到台灣之民主與中國之威權體制本質上的不同，而且，台灣在自治、主權獨立、經濟健全和人權發展指數上，都表現良好，雖然制度不盡理想，卻仍名列世界自由等級的前四分之一。
然而，台灣民主發展至此時此刻，似乎有種停滯、甚或開倒車的現象。要在民主路上繼續前進，我們的民主必須深化並升級。深化與升級，就是個人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及種種非政府組織之結盟、行動，並透過調查威權時代違反人權行為、對加害者進行法律訴究，來實踐真正的轉型正義。"
每個人內在深處要有一種自覺：當我不再是封建子民，而要成為現代國家的主人時，我必須先是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我的自由，不是為了捍衛個人的自由而已，更是為了去守護每個人生而平等的天賦人權。
早上出門剛好碰到一位鄰居，她說：「把自己管好，就是在幫助這個世界。」沒時間深入討論，所以，沒真正回應她。但其實，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把自己管好＝幫助這世界」是個過度簡化的公式；因為，制度的不公不義隨時都在壓迫扭曲另一些人的出口。只管「隨手關燈」，卻漠視或不管制度之惡，會使我們成為制度的共犯。
監督公權力，是現代公民責無旁貸的使命。
經濟學者陳博志的報告指出，過去幾十年來，政府一再使用短視近利、治標不治本的經濟政策，一味著眼於增加需求（例如：消費券，房地產炒作，擴大既有產品的市場），卻忽視供給面的改善（例如：未來生產力的增加，穩健的不動產政策，技術知識的研發），用一句簡單的話說：「花太多功夫在增加賣的機會，卻花太少功夫在增加產品的品質。」
整體上來說，我們的社會、文化、經濟…制度，都正要從「量化」的思維，轉型為「質」的提升。
面對在場學者專家們對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FTA（自由貿易）和TPP（泛亞太夥伴關係協議）的辯論，以及台灣無法獲得與他國的免關稅待遇，和台灣對中共過度依賴等問題，他說：「沒那麼悲觀！或許，得不到免稅，反而會強迫台灣去發展別人沒有的產業！…重點是，我們的產品和知識經濟要夠好！」
詩人李敏勇說，過去，台灣藉由經濟上滿足、而漠視國家虛構現象的「經濟志向學」，必須被「文化志向學」取代，國民精神（也就是國家靈魂），有待重建。
在台灣，文化往往被簡化為藝文，事實上，文化應該是更廣義的、一個共同體內「人的風格與象徵」，包括藝術、文化、宗教、語言…。在台灣，由於四百多年來的殖民處境，這個文化風格與象徵的形塑，長期被統治者挾持。此刻，必須透過政治介入將政治拿出，才可以真正回歸到社會，使其自由發展。
衷心期望，台灣精神的風格與象徵，會在各種形式的交流討論中，越來越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