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8-2011陳儀深)
2004年十月我以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史小組成員的身分，向黃昭堂主席做了兩個下午的訪談，後來那一份近四萬字的訪問紀錄就一直「擱淺」在他的抽屜裡，今年九月三十日終於交稿了！
這一份訪問稿有他密密麻麻的筆跡，包括整段刪掉的，更多的是人名的補充、措詞的精確化。訪問稿不免要敘述王育德領導的「台灣青年社」、陳純真事件、辜寬敏委員長、柳文卿事件等，儘管別人（例如宋重陽的《台灣獨立運動私記》）已經有所記載，但由黃主席本人說來格外生動。
特別是柳文卿當時已被日本法院判決不准遣送回台，入管局和國民黨特務卻搶先作業，所以他們這一批留學生匆匆決定去機場冒險救人的經過，那時黃昭堂本來還在猶豫博士論文最後結論如何定調，為了怕第二天有所不測，就當晚三更半夜把它結了，睡前望著睡夢中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後悔以前對他們不夠好…。不過，清晨五點出門上了計程車，就一心想著如何救人，家事已全拋腦後，訪問至此，黃昭堂幽默地說，所以男性是無情的。
獨盟遷盟回台以後，適逢李登輝主導的民主化以及民進黨轉型為選舉黨，對於新 階段的台獨論述以及體制內、體制外路線的問題，獨盟和黃主席都經歷了辯論和掙扎。時代畢竟不同了，從現實出發，台灣人選上總統，成了達到魂牽夢縈目標的必要條件，所以他有時顧不得理論的純粹，在一片混亂的時候，堅定地支持陳水扁、李登輝、蔡英文。
對於有些人把他們這群留學生當年在海外做的事，稱做「民主運動」，黃昭堂深深不以為然，他說，獨立運動是一個民族要建立國家的運動，這種民族運動是非常崇高的，至於民主運動，「我覺得是小兒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