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9-2011一寂)
國家安全（兩岸、外交、國防）
「健全國防軍事體制，檢討總統府、國安會與行政院在國防與軍事上的角色與運作情況，讓作戰指揮權與指揮鏈的設計能與我國政府體制相符。」
陳忠信、洪奇昌都有談到「兩蔣時代的威權體制，對國防外交的結構有很大的影響，不容易改革」，沒有深入說明，是指人事升遷、號令指揮？
洪奇昌談到一個觀念「國家安全需就國民自主意識與國家綜合能力（政治、經濟、外交……）來看」，覺得這個觀念裡，少了「憲政秩序」，沒有健全的憲政秩序（本土的行政立法司法），國家綜合能力是無法展現出來的。
也就是這場議題討論中，單單就兩岸、外交、國防來談，但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是運作核心的「國體(國家認同)」與「政體」，兩黨南轅北轍。
公民社會（法政制度、教育文化、社會公義）
李敏勇對台灣問題的剖析：
「國家真實的條件未成立，一定要有新憲法。」
「1980年代，東歐民主自由革命，可以一次成功，因為東歐數百年來的公民社會（市民社會）仍未消失。」
「台灣建立新憲法的困難，在於統獨與左右，同時並存，一般國家只要處理左右路線即可。」
「用民主化來解決台灣問題；形塑近代公民意識，讓台灣凝聚成自由人共同體，共同承擔責任與權利。」
相信李敏勇意指的是「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但是，一寂對這個概念的內容還是很模糊。
林濁水專就法政制度來談台灣的國會亂象：
「兩蔣設計的立法院制度，讓立法院只能分贓，無法形成國會領袖。」
「各委員會一年一輪，非一任期一輪，立委只參加熱門的委員會，無法專業。」
「各委員會設置二到三位召集人，形成多頭馬車，不容易出現共識。」
「再加上暗室協商、院會協商，立委更不專業，台灣的國會劣質名列全世界前三名。」
「五都升格後，原本社區式的地方自治，變成由國會掌控。」
「國會制度與五都升格，都是扭曲的價值觀。」
「台灣的公民社會在穩定的成長，與主導國家政策的國家機器，格格不入，民怨難平。」
經濟永續（產業與農業、金融、環保、財政）
引言人曹添旺在最後的結論：
「這是根植人民與土地所提出來的經濟政策。」
「台灣要從過度傾中，改向全球化。」
「對ECFA提出嚴重警告，讓馬政府有預警。」
「ECFA在一中的架構下談判（其實台中可用WTO），中國不認為台灣是正常國家，在中國的阻礙下，台灣很難邁向全世界，更不可能全球化。」，吳榮義接續曹「唯一的路，制憲正名」
現場有位中部來的陳教授提出「產地標示。農委會不是只有保護農民，還要保護消費者，這樣年輕人才會回到農村，老化的農業才能轉為年輕。」
胡勝正很同意此一看法，「台灣的消費者喜歡購買安全的農產品，保護消費者就是保護農民，就必須讓農產品有合理的價格。」
陳博志強調「知識經濟的開發，是國家發展的主要途徑，一定要脫離代工，生產出別人無法取代的產品。」
他舉例「羅斯福的『新政』，處理了美國在經濟大蕭條時的困境，台灣也可以用『綠色新政』（內容沒有再敘述）」。
版主：
因病無法與會的前總統李登輝發表書面稿「超越台灣民主內外交迫的危機」，回顧第3波民主化國家民主鞏固的挑戰與應對之道，並提出台灣回應挑戰之道，包括：確立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主張主權在民而非政府，拒絕傾中並修改鳥籠公投法；台灣前途不容國共兩黨私相授受；並期待台灣人以「新時代台灣人」自許，發揮判斷力、道德力與超越力，齊心克服民主鞏固的挑戰，躍升為具有自我統治能力的現代公民。
而在「國家安全」的場次中，則由新台灣國策智庫國安組召集人吳釗燮引言，他強調國家核心價值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提出以自由、民主、人權、捍衛台灣國家生存、主權獨立與經濟自主，作為台灣核心價值。與談人對此皆表贊同，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政策委員趙春山也強調，國家安全應根植於國家認同，並呼籲站在台灣人民的角度思考。
而在「國家安全」的場次中，則由新台灣國策智庫國安組召集人吳釗燮引言，他強調國家核心價值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提出以自由、民主、人權、捍衛台灣國家生存、主權獨立與經濟自主，作為台灣核心價值。與談人對此皆表贊同，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政策委員趙春山也強調，國家安全應根植於國家認同，並呼籲站在台灣人民的角度思考。
詩人李敏勇：「1980年代以來，一有台灣重建的討論，從李登輝前總統、陳水扁前總統到蔡英文主席的重建是『寧靜革命』，是理性和平的過程。公民社會與台灣重建有相對性的東西。1980年末東歐自由化國家，用選舉改變共產體制，其順利改革是因為『公民社會』不曾消失過，包含了藝術文化的社會改革及宗教文化，用雄辯條件來達成；而在台灣最欠缺的是侷限在藝文界。台灣問題解決的根本在新憲的制訂，不論是『兄弟之邦』…都應以『新憲』建構為基礎。」
「西班牙在1970年代有極左派和極右派，但是他們以自己的民主為傲，因為他們是在憲法上的爭吵而重建。我們用民主化來解決台灣結構的問題，就必須要有近代公民意識的形塑，放在近代國家裡形塑。也要有文化的生活志向：台灣由於高度經濟發展下，卻漠視了文化核心價值，要重現國民文化必須要成立文化部，需要政治力介入，讓文化復甦，因為文化是屬於社會的。可是文建會卻是一個『騙人的衙門』！不是真的想讓台灣文化復甦。」
「轉型正義方面，藝術形式的處理是救贖，法律形式的處理是懲罰，民主化之後，公民社會是保持民間的力量，國家的重構與公民社會是相生相存的，我們需要對國家和社會之間，做詳細深入的辯論。」
前立委林濁水：「中國崛起後，用軟權力透過文化價值觀的優勢，來營造政黨對內的正當性，這是一種『法西斯色彩的文化經營』，目的是鞏固政權的正當性，用硬權力來授權藝術家，例如張藝謀拍的作品，就是想傳達法西斯主義，如此一來，偉大的藝術家被國家吸納，失去自主性。「『盛治仁現象』也是如此，而台灣的賴聲川也是類似如此地『被謀殺』了。文化界的公民運動將盛治仁拉下，台灣公民社會穩定成長，卻與主導的國家機器格格不入。」
「直轄市升格後，地方自治的亂象不斷，例如朱立倫號召里長聚餐，可是出席的只有20％而已。因為直轄市升格的過程草率，沒有做好配套措施，行政規則是『諸侯式的』地方自治，是由上而下，一人統治三百多萬人。這與由下而上的社區方式不同，雖然中央成功了，但是地方行政亂成一團，過去一個星期可完成的事情，卻要一個月之後才可完成。」
「國會亂象：立法院的制度是兩蔣時代設置的，『刻意分化立法院，讓其無法有真正的國會領袖』，造成國會成了行政院的『聽話地方』。立法委員半年一輪的各組規定，導致國會不專業，雖然我們努力許久，結果是改成一年輪一次，有兩個召委，監督制衡力量薄弱了。國會造成環環相扣的惡性循環，榮登國外某媒體的『世界上前三個最惡劣的國會之一名』。」「目前台灣展現的公民力量還沒有扭轉直轄市升格和國會亂象！」 (11-20-2011一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