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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一直有個不流動的心情在作祟，因為二二八。從上週提出歌唱行動、參與台教會舉辦的「二二八自覺與自救講座」，到二二八當天參加「台灣國家聯盟」等單位策畫在大稻埕的追思遊行，內心好像某些舊記憶被翻攪了，有抗拒，不得平靜，連久未發生的頸肩腫痛也持續兩天了。
今晚，突然想重新看一遍鄭南榕的影片，第二次看，還是激動落淚……我在裡面尋找著自己這麼多年來所連結的台灣建國運動精神是什麼。
鄭南榕套用殷海光的話說：我是一個思想行動家，主張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這對封閉社會很重要，經由這樣的努力，才可以打開社會的封閉性，讓大家知道，自己有多元選擇的權利和機會。
是啊！我嚮往成為一個思想行動者，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去紀念台灣歷史走過的苦痛和力量，因為那和我自身的生命苦痛有了連結，產生了流動。
回顧第一次真正深入接觸二二八，是因為在蔡瑞月的舞蹈教室學舞，因蔡老師的背景，她的媳婦蕭渥廷和兄弟姊妹們承襲了這段歷史的傷痛，也長出強壯的反抗力量。1994年為了抗爭及搶救該舞蹈社古蹟免被拆除，三位舞者被吊車拉高到15層樓的高度，在颱風飄搖中吊坐24小時，這個行動成功地呼喚藝術界支持，向政府施壓保存了舞蹈社。後續還有很多戲劇化的轉變，重點是我在這裡全面吸收了豐富的台灣本土思想，閱讀和拜訪二二八受難家屬，參與二二八舞作演出，策畫蔡瑞月老師的口述歷史，甚至在此上過台文羅馬拼音課程等。
之後參與過總統府前的台灣正名運動演出、從陳水扁總統到馬英九總統期間多次的二二八中樞儀式演出，可是十多年下來，活動本身總是有種失焦的苦悶，有受害者的哭泣與憤怒，卻無加害者在史實上的還原以及法律上的審判，以至於遲遲無法轉型正義，我始終無法真正和所有正港的或中國遷移來的台灣人一起手牽手，進行一個深刻的紀念儀式。
2006-2009我轉向自身的家族歷史追溯，以劇場方式記憶父母親在國共分裂後，從大陸遷徙來台的親人散離的故事，連結到上一代所謂「外省人」的苦難，同時也讓我再一次連結到二二八的苦難，這最終是我想要尋找的人類共通點--對苦難的同理心和昇華。當時的小遺憾是，二二八受難家屬不會想看「外省人」的故事，而從大陸來台的人只喜歡眷村文化類的題材。
昨天二二八活動現場，我其實內心有很多聲音。整個活動以批判郝柏村為主軸，這讓二二八本身的歷史場景變成配角；現場鬆散，很多社團旗幟，也很多尋找鏡頭的媒體，我想像著，如果民眾拿的是一朵鮮花，而非政黨旗幟，這樣的悼祭會更有感情。到了大稻埕碼頭這個曾經留著屠殺印記的地方，舞台上康樂隊音樂響起，加上旁邊的魷魚糜攤位(用意很好，有著受難家屬的紀念故事，但未善加鋪陳其張力)，有點市集的輕鬆氣氛，此刻，我想離開了。
覺得，過於粗糙，消磨了二二八這議題。從鄭南榕發起第一次二二八40週年紀念遊行至今，過了25個年頭，這個社會似乎沒有普遍受用到這珍貴的歷史價值。執政的國民黨沒有真心來舉辦，在野的黨派社團也只能狗吠火車，年復一年，直到老邁的逝去，年輕的不復記憶。
或許對活動執行的批判，彰顯的其實是我內心的慚愧，我在批判自己，我做的如此有限，相對於那1947年被鐵絲穿過身體槍殺落海的壯士們。如果我們能選擇一個自己的儀式來記憶二二八，那會是怎樣的呢？大家都一起來構思這個想像吧，期待明年的二二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