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他的大意是說：「對於剛去世的人要莊嚴地面對，對於早已去世的先人要真誠地追思，民風一定會迴向同質性的敦厚、濃淳」。
經過白色恐怖清鄉掃蕩，情治與軍憲人員藉清查戶口、追繳武器、連保切結，在各地濫捕濫殺，臺灣人已經不知道什麼叫慎終追遠、什麼叫敬老尊賢，因為台灣人敬仰的一代賢能全是死無葬身之地的萬惡匪徒！……
煙霧漫天的時光隧道裡，歷史正以一種荒涼的速度消逝之中，如果不是新一代智者點燃那一盞燈光，我們甚至連煙塵都看不到，到了那時，只怕連己身都要被埋入歷史，屍骨無存，連同記憶。留下來只剩虛擬的關公、媽祖、史艷文、…。
今日，非常幸運地參加了「歷史記憶的保存與再現-威權時期口述歷史的實務與生產」工作坊的視訊場，更貼近距離地去了解型塑自己的歷史，也更加體會到國家暴力施暴於我們的父兄所造成的傷害。
歷史的空白、斷層與殘缺，加上現今執政者在政策上的諸多刁難，深感國家暴力到現在依然在傷害著我們，白色恐怖不只是一個陰影，是一個未曾離去的魔手，也讓我深刻體會轉型正義是多麼迫切需要，在這因為時光快速消逝而逐漸擴大的歷史斷層將要造成無法彌補的鴻溝之前。
除了228的大屠殺之外，長達五十年的戒嚴體制下，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以及其家屬乃至整個社會所付出的慘痛代價難以估計，有許多受難者在一夕之間無原由地被逮捕，而被捕的經歷和過程，大多數受難家屬對於侵人入獄會判刑的細節一無所知，案件的名目為何？案件如何成立？親人為何被牽連？被捕之後的遭遇如何？是否被刑求？這些問題家屬們大多都處於匱乏的狀態。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同時也是228受難者楊逵 先生的孫女楊翠說：「然而，他們正因這一起連自己都說不清楚的「事件」，經歷艱苦磨難的生活，背負一生的精神苦痛。受難家屬對「事件」的集體無知，所代表的不僅是個人主體記憶的虛空化，同時也是整體社群歷史解釋權的被篡奪。
受難者李順法的媳婦葉彩霞就說：「我現在都快七十歲了，我都不知道共匪是人耶！我還以為是魔鬼呀！」
受難者被捕、受難家屬無法解釋的徬徨、社會集體的疏離和斥拒、威權體制的持續施壓，使這些受難者家屬的精神構圖有如一座「孤島」。
陳碧的丈夫廖義輝，被指控組織「台灣民主獨立共和國」，1961年入獄，她特別記得「查戶口」：「當大家聚集到一個定點，警察來查看戶口名簿時，我們家的戶口名簿上就有被註明資料，大家都會用不一樣的眼光來看我們，好像我們犯了甚麼很嚴重的罪一樣」。
而被社會排擠之後，精神狀況開始產生扭曲，性格也開始改變，為漸漸合理化社會歧視，家屬們由於羞辱感形成的思維模式，由於退縮和自責，開始轉為對危害者的體諒和接受，藉由表達「同理心」，項主流社會尋求和解，以消釋對立性，期望取得認同，消解孤立和痛苦。然而，這樣的體諒對主流社會無法起作用，傷害依然存在，國民黨用它的想像力扭曲台灣人民的尊嚴，對精神上造成巨大的傷害。
而更大更恐怖的歷史還不只是這些，在戒嚴時期，國家機器利用它的權利和資源，布下天羅地網一般的監控系統，監控的對象幾乎可以說是無所不在。
無孔不入的情治系統，讓臺灣人民失去隱私，人人自危，造成全國人民的集體恐懼、互相懷疑互相檢舉的不信任，傷害深遠又巨大，然而威權體制再嚴密、再殘酷，終究難以禁絕人類理性思考，是非判斷的能力，也無法防止人民的覺醒和轉向。
這些問題在轉型正義未能執行的情況下，一再成為打擊人民自尊和自信的凶器，白色恐怖對社會的穿透性傷害，而國民黨政府毫無悔改的態度，繼續在公共場域供奉加害者，更是一再撕裂傷口！自從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史料及檔案的調閱和公開越來越困難。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要消滅一個民族，只須消滅其歷史」，而歷史記憶、或集體記憶則是「懷抱民族意識的個人，組織其歷史的基本原則」。我們不只要知道「我是誰」，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知道：我們上一代做了甚麼，甚麼事曾經發生在我的先人身上：斬斷切刈了對過去的深刻情感，個人以及民族的生命，將只是膚淺、世俗的欲望滿足。
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沒有和解就談不上寬恕，正如屠圖總主教在書中所說「寬恕與和解不是假裝事情並非本來面目，不是相互拍肩搭背，對錯誤視而不見」、「真正的和解是冒險，但終究是值得的，因為處理真相最終得以真正撫平創傷。虛假的和解只能帶來虛假的復原。」
恢復傷口的健康，重建歷史的記憶，是身為臺灣人責無旁貸的課業，追求轉型正義是為了創造民主文化以鞏固新民主、同時讓分裂的社會可以和解，一個新的民主社會不處理轉型正義，其民主體制將很難在和平的、深厚的民主文化中健全運作。因為：
第一，從民主文化的建立上而言，一個社會從賠償受害者、追究加害者的實際行動中向所有人民、以及其後代宣示，先人所崇尚的價值：民主、正義、和人道。「對過去的不義選擇遺忘和忽視，意味著不願對防止將來的不義負任何責任」。
第二，透過真相和歷史的呈現，一個社會提醒它的後代，獨裁政治對人道的摧殘。只有透過這樣的歷史，後代才能真正地警惕。民主文化才可能真正建立。
第三，從消弭社會分裂而言，政治迫害經常造成社會大規模的分裂。如果我們不追究加害者，社會裂痕不可能真正的彌補，仇恨也不可能真正的消弭。加害者所留下的歷史教育、司法與人事不可能重建。
過去的不義沒有受到妥善的面對和處理，社會只會不斷地因過去不義的陰影而產生衝突。加害者的下一代也會對自己不堪的歷史有很多自我保護的分裂、掙扎和扭曲。可是，一個犯過錯誤的社會終需面對自己的錯誤，否則無法得到自新，也無法防止再度犯錯。重新檢視過去有時確實會引起悲痛、或延續緊張和衝突。可是將過去全部忘懷不但對民主文化沒有好處，也不能因此就弭平社會的分裂。新民主社會所面對的難題，不是要遺忘還是要記憶。而是要如何記憶，如何在回顧過去的時候，不同時造成社會繼續的分裂，如何透過記憶帶來和解。
對真相和歷史的呈現，則進步緩慢。台灣民主化至今已滿20年，和其他比台灣更落後、更貧窮、更缺乏知識資源的國家相較，我們台灣在這方面的工作進度是遠遠落後的。
而轉型正義的其他兩項重要工程：對加害者和加害體制的反省，甚至還沒有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