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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法封建大家長制下，人民的命運交由公權力決定，不再是自己能決定，台灣人從此失去了主體性，習慣被動，斲喪了是非辨別的能力，人權價值觀淡薄，根源性的思考很不足，每每只著眼於眼前利益，不顧久久長長的願景，如魚見餌而不見其鉤，
見利而不見其害，見利忘義就容易因小失大，不會全方位去探究根本問題，例如：上一代的遊戲規則能否適用到下一代？父債可要子還嗎？主權在民，政府的公權力是怎麼產生的？權責的分際？選舉各黨競爭的基本條件是公平的嗎？」
晚上師清晰而前衛的聲音，讓原本昏沉的腦袋瓜漸漸清醒。
「為什麼我們不在乎別人決定我們的命運？」這句話像根針，精準地刺到深處。在台灣生長，從小就型塑了「被殖民」的性格，被動的接受所有不公平的待遇，噤聲久了不知道如何發聲。
「當人民沒有權力決策事情時，人民就會變得沒責任感。」當國家大權集中在一人手上時，這個人就不可能承擔得起責任；當人民的公民權只剩送出一張空白支票時，就是失去主體性了。
就像核電議題再怎麼辯論，民眾的有感度還是偏低，習慣性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負不起責任的專家和政府；如果可以公投決定社會重大爭議事件，每個公民就被迫必須思考，真正的關心和討論會到處發生，這樣的社會才有正向的動力。台灣的問題不關藍綠，而是基本是非價值觀，因為不敢去碰撞和思考，就亂貼藍綠標籤，完全混亂了注意力啊。
「權責對等，是普世的基本原則，有多少權力，就要負多少責任。」聯想到段宜康立委質詢龍應台部長：誰該為二二八負責？以強烈道德感自居的文化部部長卻吞吞吐吐地退縮、答不出這個基本原則。從國家縮小到我和Scott的關係，我也看到了沒有交給Scott決定事情的權力，造成他的無感和無責任心。健康的關係一定要建立於平等和尊重，才有流動和成長。
有人問師，某些修行人覺得不必刻意去「渡眾生」，師的回答精簡乾淨：說這話的人有分別心，表示有「我」在渡「眾生」，此已掉落知識份子的語言迷障中，沒有導向。
「不要在問題下游探究太多周邊原因，想太多而不注意源頭的權力問責，只會本末倒置，陷入無奈無力而讓自己挫折退卻。」取回公民權、建立主體性，從當下能做的做起，生命才會主動和積極。師呼喚著同修的單純，直心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