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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民教育到公民教育

(09-23-2012一心摘要)

（本文作者吳叡人今年八月間發表於香港明報週刊No. 2285，原標題「歷史與自由的辯證：關於香港國民教育 學科爭議的反思」）

2007年8月23日香港郵政首次發行以「公民教育」
為主題的六角形郵票

雖然，我們的世界被切割為近兩百個主權國家，而這些國家大都將自己界定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有國號、國旗、國歌，然而，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其實是非常晚近的事，而它的正當性也不是毫無問題的。

 政治學家Ben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所描繪的四波先後出現的民族主義，在十八世紀末開始的短短兩百年間，重劃了人類政治地圖，創造了我們所存身的民族國家世界。 今日，總數七十億的人類，被納入非彼即此的國家之內，無國籍者難以容身，無處可逃。

然而，這也是最血腥的兩百年，不同世代、不同地區的民族主義者們為了使政治邊界符合文化邊界，涉入了革命、戰爭、征服、奴役、強制遷徙、同化、教育灌輸、種族清洗與滅絕；他們付出重大的犧牲，創造了過去從未存在的民族與國家，但也造成了無數語言、文化、族群的消失。

綁架臺灣靈魂的國名

(09-12-2012簡文惠)

  「千尋，千萬不要忘記你的名字。

          白龍，我知道你的名字了，你的名字是賑早見琥珀主。」

                                                （宮崎駿，《神隱少女》）

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作品《神隱少女》裡，主角千尋必須到神祇休憩的奢華湯屋，藉著勞動來救贖因貪食祠堂供品而變成待宰豬隻的父母。在成為湯屋勞役之際，千尋遭殘暴且貪得無厭的湯屋店主湯婆婆改名，變成雇主容易記得的「千」 — 原來，湯婆婆的統治之道，便是摘去每位手下奴僕的名字；奴僕們一旦忘了自己的名字，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永遠無法擺脫奴役於湯屋的命運。

還政於民才有自由！

(09-10-2012胡文輝)

香港12萬人民走上街頭，反對中國當局披著道德、國民教育外衣，對香港人民「洗腦」，香港人民已意識到，在中國步步進逼、愈縮愈緊之下，退一步，就「民主無望、自由即死」！

抗爭的焦點「國民教育」，可能讓人不了解港人爭什麼，實際上，中共中央透過香港特區政府，在國民教育中搞「尊共愛國教育」，所謂道德、愛國，就是尊崇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

中國駐港聯合辦公室（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去年在「道德及國民教育科」爭議之初，就曾坦白而忝不知恥的稱，國民教育就是必要的洗腦！自己招認所謂「道德及國民教育科」，就是要把所謂「中國模式」強灌到香港人民腦中。

美國人的民主價值觀

(09-10-2012 徐賁)

提示：美國公民教育的核心，在於啟發學生思考一些與好的公共生活有關的認知、判斷、價值觀問題，其強調的「政治性」旨在教育學生從小學會如何警惕和反對這樣一種可能宰製社會的政府權力；但它並不是「政治」領域的一部分，因此學校不是接受黨派政治宣傳或用這種宣傳給學生洗腦的地方。

國民教育不等於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也不就等於民主的公民教育。任何政體制度都會有與它相一致公民教育或國民教育。

美國公民教育最基本的內容是民主價值觀，也就是作為美國共和制度基礎的那些民主價值。民主的價值觀，如自由、平等、尊嚴，滲透在公民教育的各部分內容之中。例如，對「什麼是政府」，「為什麼政府是必需的」，以及「為什麼限制政府的權力很重要」這些問題。公民教育還以幫助學生瞭解他作為個體公民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為一項主要內容，要求學生能夠理解和掌握，政府的一個主要目的是保護個人的人身、政治和經濟權利。

美國英文教科書許多都以主題思想為編纂結構，例如， 2010年加州奧克蘭學區所挑選由Pearson公司出版的英文教科書（Literature: Reading and Language），比較清楚地突出了課文內容的民主人文思想性。

民主讓東方之珠璀璨

(09-05-2012蔡英文)

@原文轉載自09-05-2012《香港蘋果日報》

百多年來，繁華璀璨在珠江口外的香港，一直是華人社會同樣可以建立起高度效率的自由經濟的見證，有人說她就像女王冠上的明珠，是「東方之珠」。 

但或許年輕的你不知道，早在半個世紀之前，擁有言論、出版自由的香港更是華人社會的「民主櫥窗」。對於當年困在威權禁閉下的台灣來說，香港就像是一扇可以呼吸自由氣息的窗口，香港的政論雜誌像是「七十年代」、「自由人」甚至是老舍的文學著作，是許多台灣人赴港一定要閱讀的，對主張人權、鼓吹民主自由的諤諤之士，如左舜生、張君勱、張佛泉這些人來說，香港更是讓他們可以免於威權彈壓、自由議論時政之地。在那個年代裡，因為香港的自由多元，我們堅定相信，民主在台灣也絕對可能。 

也就是基於這份堅信，過去這半世紀以來，台灣人一路從恩給式的「增額國代」、「增額立委」選舉，一步步的從威權統治者手裡，努力爭回了「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這些從來就該屬於人民的權利，讓「主權在民」徹底在台灣落實紮根，更證明了民主的普世意義：所謂「華人社會不適合西方式民主」的謬論就此不攻自破。 

因為接近而疏遠

（09-05-2012王丹）

最近一個月，台灣和香港兩地以學生為主題的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在香港，15歲中學生黃之鋒召集「學民思潮」，反對港府強行推行美化中國共產黨，美化中國模式，掩蓋「六四」等重大歷史事件的所謂「國民教育」；在台灣，台大林飛帆、清大陳為廷、成大張芷菱等大學生組成的「反媒體壟斷聯盟」持續發動反旺中集團的抗議活動，得到社會各界支持，終致在9月1日動員近萬人走上街頭。

這兩場社運，時間是趨近，而真正對抗的對象也是趨近的。港府推行國民教育，背後當然是北京政府在下指導棋；而台灣青年學子對「旺中集團」的警惕，其實折射的也是對於中國因素進入台灣所帶來的前景之警惕。 

以前的自己就是這樣

(09-05-2012郁曼)

上週末一早，來了兩位客人，是鎮上的鄉親，再次來請媽為他們40歲的女兒做媒。太太在客廳說得有一點大聲，我在廚房都聽得到（真的是在幫女兒打廣告），就是說她女兒唸藥學系的，什麼執照都考過了，工作很忙，沒時間出去認識男孩子，但很乖，週末都在家……，我聽了心想：真可憐呀，我們的教育教出了這麼多「很乖」的孩子！每次聽媽跟別的媒人講的「足乖」、「足古意(老實)」，我心裏就忍不住搖頭，因為那差不多等同於「被動、順從、呆板/守舊/沒幽默感/沒創造力/沒有生活情趣/對各國進步與落後無知」──以前的自己就是這樣。而事實上，這也就是黨國式洗腦的導向。

最近，香港在反洗腦，台灣在反壟斷，昨在臉書看到一句話「被洗腦了的人，有可能起來反洗腦嗎？」佛國喬在他最新的一篇文說：「香港人知道要反洗腦，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洗腦，台灣不知要反洗腦，是因為已經被洗腦」。因為數十年填鴨式的洗腦，我們的孩子，當然也就不知道怎麼去認識新朋友、認識異性了，因為教科書不教這個呀！

中國人靈魂的狀態

(09-02-2012 鉠錤)

看了中國紀錄片《花兒為什麼這麼紅》是譚作人案開庭後，艾曉明推出的第三部。

艾曉明：「在我們國家，每個電視台都被稱為是人民電視台，政府也是人民的政府，法院也是人民法院。但是在很多地方人民是空白的、是無聲的。我想讓普通­人有尊嚴地出現在螢幕中。從這個鏡頭傳達出來的語言是感同身受的，而不是疏遠的。他們值得尊重，他們值得愛戴。」她說在拍攝這幾部片子時，她看到了愛恨分明和講道理的人民­，「讓我感覺到中國人靈魂的狀態」。

艾未未等一行人帶頭對抗不合理的體制，充分的行使公民權，也讓我再次感受到公民一詞的意思，還有當一個人民懂得使用公民權力的時候，這時才能自稱是公民。

另一部紀錄片《請我投票給我》，片子一出來就被中共認為是「大毒草」。因為它向中國老百姓宣告了一個事實：民主只需要八歲的智商。

每個人都是一個國家

(08-30-2012一逸)

最近師提醒的「不要撈過界」很受用，讓我明白：每個人都是一個國家，都有自己需要自我管理的責任，都有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和人身自由。

撈過界就是侵犯他國的國土，失去了尊重，干預了對方的自由或霸凌了對方的身體。受尊重是權利，尊重人是義務。身心安靜了才有能力和自己相處，懂得自我尊重，才有能量駐守在有主體性的國度裡，對他人的侵犯不尊重會有感覺，自然懂得拒絕和主動帶路。

生活中自己常常會不知覺地撈過界，看到對方的反彈時，才警覺自己侵犯了別人卻不自知，心存感恩地面對對方的反彈與照見，體會「將心比心」的覺受。

過去很多時候，都是以「為了對方好」才如此說、如此做，卻不懂得其實背後是想要掌控操縱，讓對方符合自己的想法，那樣的生活方式活得好辛苦啊！

經過昔日的成長班學習以及學法，一點一點地學習著「捨心、放開了才有無限的空間」，讓那些黏在骨子裡的習性，在禪修、聞思和定課的幫助之下，可以一點一滴地脫落，直到身心真的無我輕安。

知道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是知道生命的方向之後，覺得每一步伐都可以是更踏實，就覺得好幸福了！

縮脹不良的課堂風光

(08-30-2012郁曼)

五月初八田與一紀念日時就想參加一個在烏山頭舉辦的需付費的「認識八田與一和烏山頭」的座談，但報名人數不夠，後來取消，這回台南市文化局也辦類似主題的，免費還送午餐，當然不能錯過，即使前一天才從嘉義三日行回來。

不過今天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講師上課的內容，而是「課堂風光」：

前三天是驚訝於我們二十初頭的年輕人竟然都完全沒有自己的思想，都是乖乖的安靜而羞怯的接受各種安排，也不會提問言，就像在陳澄波基金會的兩個小時，實在是因為沒有人主動問問題，我只好問的，而後來有人跟著提問了，但表達真是非常的有困難，然後又知道自己說得不清楚，就很沒自信，聲音很小，即使知道陳重光先生有重聽。

「直效政治」的新方向

（08-28-2012洪智坤）

我們普遍認知媒體政治，不過，政治人物如何擺脫媒體政治的表演窠臼，進一步走向「直效政治（Directly Political）」呢？

「直效政治」是媒體政治更進一步的演化，也就是說，政治人物須掌握充分資訊，透過政治議程安排，彰顯新的政治價值觀，就會得到選民的支持。直效政治，是政治人物以「行為」和「議題」直接和選民溝通，無須透過派閥頭人，也不必刻意營造媒體通路，「新價值」的穿透力自然深植民心。現代的政治人物必須體認「直效政治」時代的來臨，拋棄通路上的花巧，而透過己身來彰顯新價值。

掌握資訊以利判斷

8月24日，中南部所有縣市都放颱風假，唯獨台南市在賴清德市長獨排眾議下，做出不放假的決定。這個決定大概被罵了3個鐘頭，後來證明他的決定是對的，選民和媒體轉趨一片讚賞叫好聲。這並不是賴清德「賭對了」，而是他除了中央氣象局的資訊外，還長久與成功大學合作，得到綜合完整資訊所做出的判斷。「完整的資訊」使得賴清德不至於進退失據、也不必人云亦云，就可以做出正確判斷。 

效法德國模式

(08-27-2012 一賢)

晚上看了朋友轉傳來的【教育，德國經濟成功的秘密】，有很大的感觸。

當今歐債危機橫掃歐洲，哀鴻遍野，只有德國富有到足以拯救歐元。德國這個歐洲工業強國，作為全球第二大出口國，為何德國經濟可以如此強盛？

原因之一，德國貨幣本身的價值遠高於歐元，由於與南歐較弱的經濟體合用同一貨幣，德國改用較低匯率，這對德國的出口大大有利，海外消費者會覺得德國的商品較便宜。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其相對較低的私下借款規模。歐洲其他國家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瘋狂擁抱便宜的信用貸款，但德國公司及個人則拒絕進行超出個人負擔範圍的借貸。德國人的觀念是量入為出，如果你要借錢過日子，那一定有問題。

先人的英靈

（08-25-2012一寂）

參加蔣渭水行跡導覽，導覽老師以北署（大同分局）、蔣渭水紀念公園與靜修女中三地，介紹蔣渭水個人生平，並帶出風起雲湧的台灣新文化運動與民眾黨，感受到日本強權下先賢的勇毅與行動力，感覺他們對台灣的熱愛，「那時，只要有請願活動，先北中南造勢，再到春風得意樓集合演講，到基隆搭船到下關，轉到東京。」

光是聽老師用老照片說明，就覺得內心飽滿。

接下來行程是江山樓、葉家古厝、大稻埕長老教會、李春生住處、春風得意樓等，雖然知道這些都是大稻埕重點古蹟，也可能都是蔣渭水當年停駐所在，但是，主人翁蔣渭水介紹的比例減少了，導覽的重點在建築式樣與風格，此時我有種前後不搭的感覺。

建構一個真實的國家

(08-25-2012 李敏勇)

台灣真正的大和解是什麼？是大家一起建立新國家。

建立一個新的台灣的國家，不應該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台灣人的想法。1945年隨中國國民黨政府入據台灣，以及1949年隨國民黨中國流亡台灣的原中國人，其實大多已是二代、三代子孫的新台灣人，也應該面對這樣的課題。一連串暴露的「國家」處境難題，應該讓生活在虛的「國家」的人們有所覺醒。

在這種思維之下，「台灣獨立」不應該被污名化，曲解成內部分裂的政治主張；而應該是生活在這個島嶼，對民主、自由有所盼望的人們共同的理想。也許，一面重新制定的三色旗，能夠象徵一個新國家的憧憬。

陳總統的司法貢獻

(08-23-2012謝清志)

明定檢察官舉證的責任

2003年2月， 民進黨執政期間，「刑事訴訟法」做了一次有史以來、空前的大修正，其中最重要的是修正第161條、第163條及第166條，分別明定檢察官負舉證的責任、將法官的「職權調查權」改為補充性以及明定審判採當事人交互詰問程序。這個改變使台灣的訴訟程序改以當事人【即原告(檢察官)、被告(或辯護律師) 】進行為原則，頗接近西方先進國家的制度，法官退居為實質裁判的角色，原則上不再為檢察官提出的證據效力作調查，辯護律師也可以詰問證人，質疑證據的有效性等。

「南科高鐵減振案」是自2007年3月進入司法程序，其間經歷了兩個階段:

一. 準備庭 - 確認兩方即；檢察官、被告所提出的證據是否具有證據力，法官判定沒有證據力的證據在這階段就會被剔除。同時在這個階段法官要認可雙方提出的所有證人。

二. 審判庭 - 檢察官、辯護律師根據準備庭所認可之證據進行實質攻防、言詞辯論、對出庭證人做交互詰問等，最後由檢察官論告，說明提告理由， 隨之由律師答辯，然後由被告作最後陳述，辯論終結後法官宣佈判決日期。

檢察官起訴開始一共提出254個證據，其中99個是文件，即公文、報告、會議記錄、筆記、書籍、雜誌等，另155個都是偵察期間收集自不同證人被偵訊時的證詞、筆錄等。準備庭上，兩方一交鋒，有近半被法官認定為無證據力，剩下的被保留。到審判庭時檢察官所提出的十多位證人，在交互詰問中檢察官、辯護律師不斷對爭執點交互提問，每位證人的回答在法官面前被用來與證據比對，於是逐漸被顯出與證據不符、矛盾、或被抓包等等，到最後所有被保留下來的證據全被這五次的交互詰問的結果證明無效，十位被告也因之被判決無罪！

蕭錦文的二二八導覽

(08-22-2012一心)

今天早上，我們七人，隨著蕭錦文老師，實際走訪228事件發生的幾處重要地點。

86歲的蕭老師，是全台灣僅存的少數幾位228見證者之一，當時，他21歲，是《大明報》的記者，在緝煙事件發生時，他採訪了很多人，隔天，也親自參與了想跟政府遞交請願書的陳情抗議隊伍，在國民政府對台灣人民展開血腥鎮壓及報復時，他更曾一度入獄，幸運地死裡逃生。

頭腦仍舊清楚，身體仍舊硬朗的蕭老師，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我們的最後一站，就在忠孝東西路、和中山南北路的交叉口，頂著中午高溫的艷陽，站在監察院（當時的台北州廳）外，遙望著行政院（當時的長官公署），我們這些晚輩都要中暑了，蕭老師卻仍滔滔不絕地講述衛兵從三樓開槍掃射，驅離抗議民眾的經過，臉上沒有一絲一毫的疲憊。

他說：這條命撿回來以後，都過得很艱苦，但是，他很認命──他的使命就是，把他所有的時間，都拿來跟別人講述228的歷史。

那一年祖先走過的路

(08-22-2012一湛)

今天跟同修邀請蕭錦文先生（今年86歲，二二八那年他22歲，是大明報的記者，參與現場採訪記錄），帶我們重回歷史現場，走一趟當天的遊行路線。

1947年2月27日在天馬茶房（今南京西路民樂街口），發生6名查緝私菸專賣局專員，拿走婦人林江邁的煙和現金，林婦抓住專員傅學通的腳希望返還現金（她說私菸違法，錢又沒有犯法），傅舉起槍托敲擊林婦，當場頭破血流，引起民眾不滿，群情激憤眾人喊打，6人落荒而逃，順著永樂市場竄逃到迪化街一無尾巷，情急掏槍對群眾射擊，打死無辜民眾陳文溪，繼續逃至永樂町派出所（民生西路民樂街口），後轉送台北憲兵隊（今遠東百貨）。

今天實際走一趟，發現只有天馬茶房附近有一塊不起眼的碑文，其他地方都看不到一點痕跡，這麼重要的歷史事件現場，竟然如此被漠視，要如何記憶又如何反省呢？

把信息傳播出去

(08-19-2012  Kelly Chung)

紀錄片－Ai Weiwei: Never Sorry觀後感：等了一年多Ai Wei Wei Never Say Sorry 終於上映。和朋友去了倫敦soho一家專放獨立電影劇院看。朋友是意大利女生，很喜歡艾未未的藝術，也緊貼艾未未的新聞，而她在電影結尾竟然哭了。

我對藝術完全沒有研究，站在當代藝術前更覺得自己是個白癡，去Tate Modern博物館， 都是走馬看花，看過就好。今晚的紀錄片把艾未未這些年做的事情細細說清，從德國慕尼黑的展覽到倫敦Tate Modern博物館的葵花籽，期間他在中國大陸調查四川豆腐渣工程，上訴警察無理打人，利用推特和博客等社交網站發表言論，這一切其實是很普通的一個人會做的事情，調查豆腐渣工程更應該是政府的工作。我並不覺得他的事情有多特別，就像我們每天會臉書，每天上youtube，然後像我現在打一篇臉書小note紀錄今天的事情一樣，很普通，但在中國大陸卻嚴禁，那股嚴禁的力量是足以導致喪失生命。面對國家這個巨大機器無止境地強行運作時，這些最基本、簡單的生活習慣都變得複雜和危險。

葉石濤是誰？

(08-11-2012李敏勇)

問問台灣的各級學校學生，知道的人並不是不多，而是很少。有一個讓人鼻酸的傳述：曾有報社記者銜命採訪他，問「聽說你很會作文」；又問「你寫了哪些文章」？讓他哭笑不得。

就在今天，2012年8月11日（星期六），台南市將為葉石濤設置「葉石濤文學紀念館」。這是以文化古都為名的台南，市政當局顯現出來的文化質感。相對附和大眾消費社會，迷惑於偶像化的政治把戲，這是扎根土地與心靈的工程。

問問台灣的政治人物，知道葉石濤的人有多少？閱讀葉石濤並將其文學轉化為信念的，又有多少？相對的邊緣性是台灣本土文學家在自己土地的宿命。在未轉型的歷史中，不知葉石濤，大有人在。許許多多的例子仍然書寫在暗夜的冊頁。

政治祭品下的台灣運動員

 (08-09-2012顏利真)

李秋霞，一個對我原來陌生的名字，因著今夏的美國行才得以認識。她是我國女子田徑1500公尺紀錄（四分二二秒八）的保持人，也是1975年在漢城舉辦的第二屆亞洲田徑錦標賽的「三冠后」──女子800、1500、3000公尺──三面金牌的得主。

李秋霞當年與蔣經國、戴世然合照

然而這麼光榮的事蹟──足以列入教科書，像紀政一樣──我卻從來不知道，為什麼呢？因為國民黨要「遮醜」。遮什麼醜呢？遮他們斷送台灣運動員運動生命的醜！

1970年，李秋霞參加曼谷亞運，榮獲1500公尺田徑比賽的銅牌；1972年，首度參加慕尼黑奧運，雖未獲獎，但累積了豐富的賽事經驗；1975年，更是締造了前述的佳績。正當她處在巔峰狀態，要在1976年的蒙特婁奧運一展長才時，孰料卻被迫退賽。被誰所迫？被國民黨政府。當時奧會主席建議我們在開幕時以「台灣」之名進場，沒想到卻被蔣經國斷然拒絕，非要用「中華民國」不可，就這樣，我們被迫缺席了。李秋霞回憶起當時說，「當時突然覺得完全沒有了目標……很遺憾自己成了政治的犧牲品。」